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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如果有可能，在有一大批法心理学学者的一些机构中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访问教授/学者席位，那么对该领域来说将是不无裨益的。

[3]而且，全国性法律经济学学术论坛及杂志，已经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但至今在法学界仍属空白。其次，抛开立法论层面的问题不论，缺少法律经济学的外部视角会使得规则的解释论层面同样出现问题。

最后得出原来的假设是否成立的结论，如在企业当事人之间的违约金条款通常是事前来看达到了效率最大化的。如在共同侵权问题中，法律经济学将参与共同侵权损害产生的各方活动视为一个整体，要实现的是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在侵权案件中，则是事故参与各方的总成本最小化。因为不论多么完美的经济学理论，如果要想在实践中发挥其作用，就必须考虑可操作性规则的立法和司法问题，而后者正是法律人的用武之地。比如，围绕我国物权立法的种种争论，民法学家持自己的观点，法理学教授持自己的看法，经济学家也有自己的意见。在法律部门内部，民法学者们与法理学者们也是存在相同的隔阂，学者们在自己的语境与专业背景中各说各的，甚至有点无理论战，打起无谓的口水战来，而不是双方各自虚下心来，诚意地与对方交流。

罗尔斯的《正义论》也被法学与伦理学界一并尊为巨作。[2]根据作者从中国期刊网政治法律类项下检索2000年至2005年的法学论文，共计876篇，其中输出关键词为法律经济学的论文共计86篇，其中将关键词法律经济学改为标题进行检索的论文共计16篇，有关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法律经济学论文为12篇。(3)从时间跨度来看，2000年以后是研究公共利益的最热时期，研究成果骤增。

人们难免追问：到底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些社会实然层面暴露的问题要求进一步思考与探究公共利益的理论内涵与法律边界。第四，公共利益往往作为法律保留条款。(二)公共利益研究热的背景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无论是在法学、政治学还是在经济学中都是一个热门概念。国家机关的法律行为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也会导致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不足，例如，行政处罚法立法目的就是要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要目的(《行政处罚法》第1条)。

人们可以清晰地洞见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三者的分立。只有在实现普遍利益或公益所必需的时候，才能允许对个人施以强制。

非总则性公共利益条款内容较为具体，属于具体法律规范的构成部分。只有建立在大量的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的结论才具有合理性、可操作性，目前学界关于公共利益研究忽略了数据统计、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公共利益保护和规制背后的原因分析不够，不能找出种种公共利益现象背后普遍性和一般性的问题。但是，这些讨论要么是纸上谈兵，要么是蜻蜓点水，体现在：第一，大谈特谈公共利益的词源性含义，而非法学意义上的含义。公共利益与这些概念之间是一种包含关系抑或存在着差异，是我们在认识公共利益时需要把握的问题。

公共利益问题是一个直接关涉我国最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参见王景斌：《论公共利益之界定——一个公法学基石性范畴的法理学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16]但是，这三者之间并无根本的性质区别，更非对立的概念，它们都泛指那些既不同于个人利益，也不同于国家利益，与全体社会成员密切相关的利益范畴。虽然我国法律中并未规定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蕴含的意思还是非常明确的，个人利益如果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应当以公共利益为主。

这些事件有的发生在国内经济发展中，有的发生在国际贸易中，但社会影响巨大，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学界的激烈争论。同时，将与物权法规范异质的征收制度规定进物权法，既会加剧我国征收征用制度的混乱，又会破坏物权法的纯洁性、科学性，同时也可能降低人们对限制征收征用权必要性的认识[10]。

通过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以公共利益为检索词，检索结果为：学术论文12555篇，期刊论文8169篇，学位论文4084篇，会议论文300篇。据笔者于2011年12月20日在北大法律信息网统计，我国法律法规中出现公共利益的有1500部，出现社会利益的有91部，出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有971部，出现整体利益的有317部(见表2)。

最后，对公共利益的具体范围、判定主体、判断标准、认定原则、认定程序和救济机制也是言语不详。第二，公共利益在法律中的主要作用是对个人利益的一种限制，即作为社会个体行使权利的边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严格区分公共利益的不同法律用语，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在大陆法系，公共利益被称为公共秩序，也被称为公序良俗，它所追求的也是公众共同的需求。任何成熟的法律制度都是以成熟的理论为基础进行构建的，只有公共利益理论日渐完善，才能与实践良好地结合，最终成为维护法律秩序良性运行的有力手段之一。(二)公共利益在立法中频繁出现的原因 为什么公共利益在如此多的法律部门中频繁出现呢?这是因为，现代法律以增进和维护公共利益为主要目的之一，在所有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和工具中，法律也是一种最主要最基本的形式

从耐克逊转到约定，这是较古仪式的一个简单形式。这种契约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适用最广泛、最重要的契约。

在此种条件下试图从一项交易行为中抽象出意思合致或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观念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与其他私法上的契约不同{2}。

其次，是受约者表示他预期要约者一造履行其提出的允约。随着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欧陆国家对罗马法的精心研究也为资本主义法律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

因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同意，最后是否会成为一个契约，要看法律是否把一个债附加上去。口头契约是耐克逊最早的已知的后裔。简言之，罗马法契约的发展是遵循着一条重形式至重合意的发展道路。但是，耐克逊形式本质上还不是一种契约，它与罗马市民法上转移物权的最古老的方式—曼兮帕蓄即要式买卖，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二者之间有着实质上的同一性。

借用人应当返还借用物或其代价的义务，借用人不如期履行债务时，贷与人得收为奴隶，使役之，出卖之，杀戮之。成立契约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只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

当铜衡交易的目的在于让与财产时，被称为曼兮帕蓄，而用于使契约缔结庄严化时，则称为耐克逊{7}。  三、罗马法契约制度发展的原因 回顾罗马法契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它是沿着一条重形式到重合意的道路前进的。

而在原始时代，毫无疑义，当缔约的一造由于疏忽而没有把他的合意通过特定的手续，则按照合意而做的一切，将不为法律所承认{12}。此类契约以接受标的物为成立的要件。

……严格意义上的契约观念只有在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无须靠即时交付来保障，并且在时空上与后者相分离时，才可能真正形成{20}。{5}这种根据于道德进步路线的历史进步（亚伦语），虽然不能说完全正确地揭示了罗马法契约制度的发展历程，但无疑也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和启迪作用。在仪式举行时，有五个证人和一个司秤在场。{11}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全部契约并非是指罗马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契约形式，而是专门针对古典法时期出现的诺成契约而言的，因为买卖、合伙、租赁等在《法学阶梯》中恰恰是诺成契约的具体分类。

没有标的物的交付，即使当事人意思表示已经一致，债的关系也不成立。  二、罗马法契约制度的沿革 据英国学者亚伦分析，梅因认为罗马法契约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把债务同真正的身体自由为质物（耐克逊借贷）看作一回事，带有严格的神圣仪式。

梅因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契约。现在，契约便从让与中分离出来，它们的历史第一阶段于是完成了{8}。

凡是能发生私法效力的一切当事人间的协议，就是契约。罗马法上这种道德进步，与古罗马的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